英国历史上的“乔治王时代”以其统治者的名字命名，指的是英国1714年〜1837年来自汉诺威家族的乔治一世至四世的四个英王统治时期。

　　1714年安妮女王驾崩，却无子嗣成活至成年可以继承王位，仅有一位嫁到德国汉诺威的公主有后裔，此人根据《1701年嗣位法》，拥有英国王位继承权——因此，汉诺威选帝侯乔治·路易继承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王位，是为英王乔治一世。自此，斯图亚特王室对英国的统治宣告终结，改由汉诺威王朝统治。

　　乔治一世在位十三年期间，都不曾把英语学通，他与大臣的沟通交流都是通过当时欧洲的贵族语言法语进行的，这使其不能或很少亲自参加内阁会议，因而使得内阁首相的作用变得突出起来；乔治二世与父亲一样，继位后仍然经常出没于汉诺威；到了在英国出生并接受教育的乔治三世时，情况有所改变——在英国土生土长的国王终于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了⋯⋯英国王室的日耳曼血统和千丝万缕的德国情缘，直到上个世纪发生两次世界大战时，考虑到王室体面，才被谨慎提及。

　　通常情况下，乔治王时代的起止时间是1714-1830年，有时，这一时间也被延伸到包括威廉五（四）世的短暂统治（1830年-1837年），该时期下启维多利亚时代（1837年-1901年），那是另一个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更丰富多彩也影响深远的时代了。但维多利亚时代不是凭空出现的，很多特点已经在乔治王时代发端、萌芽——“乔治王时代的英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时期，很多领域都有重要突破，这是新发明和旧方式之间撞击的结果。”

　　乔治王时代的英国经历了各种变化，为之后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议会合一，两国正式合并为大不列颠王国。联合王国的形成，以及铁路的出现，为一个新时代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统一的地理空间和交通便利。

　　与此同时，通过长达一个世纪的、连绵不断的战争，英国成为欧洲的主要力量，有着遍布全世界的贸易利益。科学与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了工业和农业革命，影响到了每个人的生活。

　　乔治时代更是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时代，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战争，如七年战争，在美国、法国和印度的战争（1756年〜1763年），美国独立战争（1775年〜1783年），法国革命战争（1792年〜1802年），爱尔兰的反抗（1798年），拿破仑战争（1803年〜1815年）。

　　英国赢得了除美国独立战争之外的所有战争，其中，美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联合力量超过了没有任何联盟的、孤立的英国。

　　这些战争中，因美国独立导致一些殖民地的丧失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灾难，并被一些观察者看作是日不落帝国开始衰落的标志。

　　在欧洲，与法国的战争从1793年到1815年，持续了近四分之一世纪。拿破仑·波拿巴率领的法国军队在欧洲赢得了一系列战争，法国由此被视为对欧洲其他各国的威胁。出于对遭遇入侵的恐惧，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结盟反抗法国，并建立了国家的国防和军队体系。

　　作为文学艺术领域中最为敏感的文体，乔治时代的艺术之花最早显示在浪漫主义诗歌中，萨缪尔·柯勒律治，威廉·华兹华斯，雪莱，威廉·布莱克，济慈，拜伦和罗伯特·彭斯等浪漫主义诗人，开辟了诗歌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以形象的、富有感性特征的语言和提升凝练过的主题思想为其鲜明的特色。

　　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旁》，通过诗人对大自然久违后的亲密感触和心心相印的细节描写，反映出人们在面对两个多世纪的政治宗教斗争和战争对“丁登”造成的破坏所产生的感触，诉说满目疮痍，以及失业、流浪、避难对人性造成的压抑、扭曲和败坏，对人生价值和意义重加思考，并将其寄托在对自然的回归和想象中。

　　雪莱和拜伦诗歌中的革命、叛逆和改革主题，唱出与那个时代轰隆疾驰的发展节奏不和谐的乐音：英国人民啊，何必为地主而耕？/他们一直把你们当贱种！（雪莱，《给英国人民的歌》，查良铮译文），在《1819年的英国》中，统治阶层不过是正在吮吸人民血肉的“蚂蝗”⋯⋯然而，限于诗人与生俱来的出身，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穿戴、举止，都不能像他们在诗中表达的那样完全脱离“绅士”的印记，对于这一点，诗人自己是有自觉的：“我是贵族的一员⋯⋯压迫民众的机器正在我身上建设，届时我也将成为一名压迫者。”

　　所以，乔治时代后期浪漫主义诗人通过他们的诗歌表达的那种对“公正、平等、仁慈和理智”的盼望，其实是人们在时代的剧变所带来的冲击和变化面前，期待的依然是爱、而不是恨主宰人的内心与精神——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欧洲精神一步步远离她在中世纪寄顿在教堂中的忍耐与安宁，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寄顿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真实挣扎，被浪漫诗歌所代表的那种自然神论蛊惑和牵引着，游荡于自然之间——但作为个人，这种盼望和期待都是孱弱的。这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与当时波及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相关。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与发展进程的，是社会阶层的出现和巩固过程，以及政党的分立。在乡村地区，出现了人口的迁移、小型社团的下降、城市的增长和交叉交通系统的出现等巨大的变化，不过，随着乡村和城镇的减少，工作的机会几乎绝迹，所以前往加拿大、北美殖民地（即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和大英帝国其他地方的移民出现了大量增长。

　　在此背景下，乔治·怀尔德，约翰·卫斯理（循道宗运动发起者和卫理公会创建者），查尔斯·卫斯理等人在英国教会内部掀起了福音派的改革。

　　约翰·卫斯理是英国圣公会的信徒，他看到革命、叛逆和改革，以及自然神论覆盖之下英国人灵性生活的普遍衰颓。这是宗教复兴运动的出发点。他们针对的现实不仅是社会的黑暗，更是教会的“停滞”：一方面，他们反对教会建制、教会体系、教义、圣礼、神职，转向诉诸内心、道德；另一方面，加强穷人福音、慈善事业、戒酒运动、妇女运动、废奴运动等社会关怀，并目睹了医院、大学、主日学、孤儿院和救济所的建立。

　　这种宗教改革对信徒的道德水平提出了极为严格的要求，鼓励人们有道德地生活，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矛盾却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是经济飞速发展催生的消费的膨胀，以往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消费的奢侈品如今被批量生产，价格使一般中等家庭也能承受，一个新的社会阶级——中产阶级由此产生，并不断壮大。他们热衷购置家产，也很重视休闲活动，对社交有着强烈的欲望，通过在社交圈表现自己的时尚和富有，不仅结交生意伙伴，也吸引上层家庭的目光从而达到联姻目的。另一方面是许多人反对金钱至上带来的铺张奢华，为穷人生活的残酷打抱不平。

　　这种宗教观念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其结果就是乔治王时代设立了一套涉及社会行为方方面面的礼仪标准，鼓励人们彼此宽容相待，避免观念或行为的极端。

　　社会生活中，舞会、聚会、多道菜式的宴会比比皆是，即使是小城镇也有公共聚会室供大家跳舞。这时期的时尚休闲活动还包括打牌、赌马、看戏和听音乐会。

　　如果你比较穷困，那么你基本就没有时间、也没金钱去休闲。不过你还可以喝喝便宜的金酒，不过这份享受在18世纪50年代随着酒税提高而被剥夺了。有些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偷盗。如果被抓，将施以重刑，在身上烙印、放逐至遥远的殖民地，甚至处死。

　　日常生活方面，这一时期的中产阶级有很多室内休闲消遣活动。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得报纸、书籍、杂志广为发行。妇女们中流行在闲暇时间从事缝纫、绣花、阅读、写信、画水彩、装饰盒子等手工活动。客厅不但成为家庭最常用的社交之地，而且是在朋友相聚、喝茶聊天中展示女主人品位和时尚的最佳场合，其中，茶、咖啡、丝绸、瓷器、桃花心木家具等进口奢侈品更是营造了优雅、舒适的氛围和感受。

　　这种新式的生活需要合适的家具和摆设来点缀。为了满足对这些物品的消费需求，常有瓷器或玻璃器皿的大促销活动。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物品尤其被认作时尚，这也催生了欧洲本地生产商对这些进口品的仿制，由此形成了艺术上的“中国风”。这股“中国风”同样也表现在钟表等传统的欧洲物品的装饰上。

　　18世纪的欧洲，有钱的男人和女人都喜欢穿着装饰华丽的衣服，以此来显示他们的富贵和地位。不管男人女人都戴假发、化妆。为了让皮肤看起来更白，显得更时尚，人们会在脸上涂上一层厚厚的含砷或铅的粉底，这些当然是含剧毒的。丝质或者纸质的“美容点”或“美容补丁”贴在脸上，以掩盖由于染上在英格兰常见的淋病和天花所引起的面部疤痕。

　　外表在当时的社会极为重要，以至于1770年英国议会曾通过这样一条法令：如果一位丈夫认为妻子卸妆后素颜丑陋，当初是通过化妆来诱使自己结婚的，那么他有权利与妻子离婚。

　　1658年，伦敦街头一家名为“苏丹的头颅”的咖啡馆打出了一款中国茶的广告。两年之后，著名日记作家萨缪尔·佩皮斯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他第一次品尝这款中国茶的感受——“如药一般”。

　　18世纪早期，饮茶是上层阶级的象征。当时的茶很贵，因此常被锁在一种特制的小茶叶罐中。泡茶时用一种特制的勺子小心地撮取一定量茶叶。饮茶的杯子也特别小，被称作“茶碗”。

　　欧洲最早用的茶壶就是来自中国的瓷质或陶质的小壶。随着茶的消费的持续增长，瓷质茶具也开始在欧洲生产，茶叶价格由此日渐大众化，茶壶的尺寸也日渐变大了。茶往往与饮茶者言谈举止的精致和优雅相联系。英国家庭请画家画全家福，常常喜欢以饮茶为背景。

　　至18世纪末，茶的价格已非常大众化，各个阶层的人士都有能力享用。甚至许多家佣的工资里也会包括茶叶津贴一项，以供他们享用茶。由此，茶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形成与东方文化迥异的、具有欧洲特色的茶文化。

　　乔治王时代，科尔切斯特历经大起大落。在乔治王时代早期，科尔切斯特是一个正在没落的小城，但这个城市的命运在18世纪中期有了改变。至乔治四世于1830年去世时，科尔切斯特正在经历城市化复兴带来的转型，几度沉浮，一直至今。

　　当乔治一世于1714年成为英国国王时，科尔切斯特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其长久以来闻名于世的羊毛工业。但是，这项产业在18世纪开始慢慢萎缩，一方面是受到来自法国和英国北方羊毛工业的竞争打击，另一方面也因成本低廉的棉布的畅销和战争对欧洲出口市场的破坏。繁荣之后生意衰落，带来了贫困以及工人暴乱。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去别处寻求更好的生活。

　　直到1775年，羊毛织物依然是科尔切斯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部分，但是1793年至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对当地的长期破坏最终为这项传统工业画上了句号，尽管丝织厂——当地的第一家丝织厂建立于1790年——也的确为织工们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

　　科尔切斯特的经济自1763年开始好转，当时科尔切斯特重新获得了“皇家特许权”，这个权力因两党之争已被搁置了二十二年。科尔切斯特由此发展成一座繁荣的商业城市，同时也是生产、分销、专业化服务和娱乐中心。市中心的高街两边布满了带玻璃橱窗的商店，出售时装、百货、家具、皮具、书籍、办公文具、玻璃器皿和瓷器等。一位德国游客曾这样形容这里的商店：“具有精良的、巨大的橱窗，背后陈列着商品，远比巴黎的更为优雅漂亮。”

　　对于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来说，行为举止的优雅是他们极为在乎的问题，他们在日记中记录，在杂志上讨论；他们阅读礼仪指导手册，向舞蹈大师学习社交舞，培养自己优雅的仪态。客厅成为家庭喝茶聊天等礼节性社交活动的主要场地。这种生活方式要求合适的家具和设备配套。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对居家用具用品的需求，当地经常有平价瓷器、玻璃器皿的促销活动。18世纪，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式商品不断涌入英国，欧洲本土开始仿制外来的家具、瓷器、织物等产品，价格则比进口货低廉得多。对外族文化和产品的喜爱在当地蔚然成风。

　　1780年以后，大型仓储式商场产生，面向中下阶层老百姓出售价格低廉的、在伦敦批量生产的货物。这时出现了一个词叫“伦敦时尚”，这个词被用于开发各种潜在市场，要么用以贬低当地的同类产品，要么用于表示这是一种价格大众但足以与真正的伦敦产品媲美的商品。

　　许多商品都在当地生产。工艺大师们雇用工人在自己家的小型工作坊里开工营业。鞋匠、裁缝、建筑工人是这股潮流的先锋，假发制作商、刀具制作商、印刷工、书籍装订工、制帽商、蜡烛制造商、乐器制作商等也都能在当地找到。科尔切斯特大量制作钟表，甚至出现了一些钟表世家，如赫其奇家族从事钟表行业达四代之久。轮子、弹簧、金属板等零部件则在伦敦批量生产，然后被运到科尔切斯特装备成品。

　　海斯是科尔切斯特的主要海港，涨潮时可供大型平底海洋船停靠。这里有来自瑞典的木材和铁、鹿特丹的屋瓦和白兰地、肯特的漂白土、泰恩塞德的煤。大量麦子、麦芽装在船上运往伦敦，返程时带回羊毛原毛，供科尔切斯特的羊毛工业所用。海斯码头成为繁忙的工业中心，1761年仅有十家企业，1810年增至四十一家。除了麦芽制造和盐业，还有煤矿、粮仓、砖窑、炼焦炉、石灰窑、铸造厂等。

　　人们对高雅的教育活动也比较感兴趣，比如学习“电与天文”课程，或是参加“古堡读书俱乐部”等等。当地一位思想新潮的牧师艾萨克·泰勒在自己家中开设科技主题的课程，吸引了五十至七十位听众。泰勒的女儿简和安也参加了课程，后来她们都成为了英国著名的儿童读物作家。简·泰勒曾在科尔切斯特写下一首著名的诗《星星》，这就是今天脍炙人口的“一闪一闪亮晶晶”。

　　拿破仑军队的溃败和1815年战争的结束给科尔切斯特带来了双重打击。之前在战争时期，由于食物进口限制而导致的食物价格飙升使得农民通过出售自产谷物和牲畜获利颇丰，如今他们的生意一落千丈。农贸市场和为市场供货的商家都受到了影响。战时的兵营被推倒，资产被拍卖。科尔切斯特陷入一种陌生的安静，没有生意，没有顾客。

　　尽管如此，在乔治王时代结束时，科尔切斯特还算保持了一种相对有秩序的状态，没有像英国其他工业城市那样在发展中变得肮脏和混乱。它还是一座商业型城市，布满商铺和酒店，拥有传统手工艺、农业、园艺、酿酒、磨面、麦芽等产业。